有些高考生不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高考，而是到另一个地域去高考，被称为异地高考。当今的异地高考，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；另一方面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，因为异地高考可能会有低分录取的优势。
其实，异地高考并非当今的产物，幅员辽阔的中国在古代就有了“异地高考”。
从隋唐起，以科举制取代察举制，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。然而，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，首都即京兆府（长安）录取的名额大大高于其他地区。在唐代，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；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，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，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，甚至有时超过百人。这在柳宗元的《送辛生下第序略》可见：“京兆尹岁贡秀才，常与百郡相抗。”
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：“东南州进士取解者，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，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，是百人取一人。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，而所解至十余人，是十人取一人。”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：1，录取率高的州10：1。比例之悬殊，令人惊诧。
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，京城一直扮演着“低分洼地”的角色。以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为例，首都开封府的解额（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“解额”）是266人，而陕西只有123人，广东只有84人；而且，国子监108人的解额，并不算在开封府内。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，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，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。
在清代，顺天府（北京）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，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，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，广东省为102人。
